第四节 “三农问题”愈演愈烈
时光飞速发展到21世纪，很快进入新世纪的2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拟开展新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个运动不是口号，而是从战略高度上振兴乡村，即乡村振兴战略。为什么中国社会发展了近百年，农民依旧处于贫困状态呢？这是由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是长期以来重视城市发展，忽视乡村发展的“剪刀差”造成的。然而，今天中国农民贫困是相对的，因为政治上稳定，农民相对自由（如进城打工是没有人组织的），是有安全保障的，且大部分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今天的乡村振兴，重点要解决“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的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本书也试图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充分的探讨。
（一）春运奇观
在中国大地上，春节这个传统节日期间，每年都会上演一道春运奇观。“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到年根，离开家乡在外地打工的2.5亿多位农民工再也没有上班的心思，他们都盼着和家人早日团聚。这个时候，全国大中小城市的火车站、汽车站、甚至飞机场，都聚集着来自天南地北、归心似箭的农民工，即使那些买不到票的，乘两轮摩托也要回家过年。“春运”和“一票难求”成为媒体最热闹的词汇。
春运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有的交通运输现象，即大量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人群在城乡之间的大规模“迁徙”。中国人讲究春节家庭团圆，工业化的社会变迁，逼迫农民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流动。上世纪80年代初以前，中国农民很少流动，春运问题未引起有关方面关注。80年代中期以来, 回家过春节的群体里增添了打工族，节后农民外出务工者越来越多。
春运期间，中国城乡大约发生30亿人次的大迁徙。在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城里人还在拒绝农民工的融入，农民在城市里仅仅是“苦力的干活”，而想进城的农民依旧未形成自觉的城市意识。这多少有些类似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打开了国门之后，不少人到国外去“洋插队”，以高级知识分子的身份从事苦力，挣美元或者日元。但那些洋插队者，很难有机会融入发达国家。遗憾的是，目前政府依然没有清醒认识到社会结构巨变的现实，有人以“二元结构”形容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但很少有人了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迁徙”的心酸。最关键的是，很少有人自觉地将农民工看作他们其中的一员。例如，农民工这个称号就多少带有一定的歧视色彩。
春运之所以如此牵动人心，是因为全中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亲人汇入春运的人流。外国人则对中国如此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充满好奇，惊叹不已。“父母在，不远游”早已被生存和渴望美好生活的欲望击碎了。虽然古代经商游学的，走西口的，闯关东的，进京赶考的，回乡省亲的，也大有人在，但那时候的人群移动较之今天的春运人群，不可同日而语。“春运”是近四十年来，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所特有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赋予“春运”很多新内容，也使它每年都要热一下。
当今的青年农民，除了农活不会干之外，很多城里年轻人不愿意干的活他们全都会。简单一点的，他们可以当垃圾清扫工；轻快一点的，他们可以看大门，守库房；技术含量低的，他们可以当码头装卸工；复杂一点的他们可以工作在苹果手机的生产流水线上。如今，城市是靠大量的农民工来运转的，一旦农民工停止了流动，城市的瘫痪是不可避免的。另外，如果农民不再生产廉价的粮食给城市，城市的动荡也很快就会发生的。
在自然界里，动物迁移是伟大的壮举。澳大利亚圣诞岛1.2亿只红蟹沿海岸移动；北极燕鸥往返7万公里超长途飞越；总数超过60亿只的候鸽迁移，灰鲸长达1.8万公里的繁殖与觅食运动；东非角马长达5000公里转场运动，都已创造了地球生物史上的极限纪录。最近，有媒体报道了最令人震撼的动物迁移：近18万头北美驯鹿，从南部林区迁徙到位于北极苔原的繁殖区产犊，不顾狼群和棕熊的捕猎，重返越冬区，完成长达数千公里的迁移。
然而，所有动物界那些伟大的特征，都无法跟发生在中国的人类迁徙记录相比。在21世纪，地球生物迁徙的记录已经被一个全新物种——“中国农民工”所彻底刷新。这种高等动物，在每年冬季1月到2月期间的40多天，往返于中国东部和中西部之间，人数多达八亿，总流量超过3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一半！
从某种角度看，春运就是“春晕”，即一次农历年间的自我“电击”。它利用一个混乱低效、放肆敛财的运输体系，和一种充满苦难的迁徙，来重申改变命运的必要性。每一次返乡，都是一次痛彻心扉的自我告诫，激励着农民工跟乡村道别，跟农业告别，成为梦中的都市居民。但这场悲剧的真正要害在于，无论都市还是乡村，都不是中国农民工的真正家园。只要农民工没有找到自己的理想地，这种钟摆式春运“迁徙”就将永不停止。
（二）打工者的艰辛
中国农民大量涌进城市，除了增加了一部分收入外，农民付出的可能比其收获的要多。除了在城市里干又苦又累又脏又危险的活之外，打工者忍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健康代价，甚至生命代价。打工者的艰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农民家庭的破裂。 因为打工热潮高涨不消，农村的年轻小伙子都无一例外的往城里跑。农村习俗结婚又比较早，但有的家庭里老的太老、小的太小需要照顾，只能将新婚的媳妇留在家里，只身进城。这造成了什么后果呢？我们所处的这个年代跟以前不一样了，那时候一个女人可以抱着一个贞洁牌坊过一辈子。长久的分居，导致了城市里的丈夫组建了打工潮下的临时小夫妻，留守的妻子也有可能红杏出墙，农村夫妻婚外恋的增多，离婚率的增高，也影响了下一代的教育，甚至导致两个家庭都不得安宁。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的细胞，农民家庭不稳定何谈社会稳定，乡村振兴也是一句空话。
其二，农民留守老人和儿童数量增多。2011年中国农民工进城总量是2.5亿人，其中受雇于雇主人员占90%以上，由于户籍限制、企业用工不规范、劳动关系不稳定等，造成大量农民工长期徘徊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留守老人一边带孩子一边种责任田，发挥着农业生产主力军的作用。由平均57岁的老人满足13.4亿庞大人口的食物消费，这样的奇迹闻所未闻，由此带领的粮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据统计，农村空巢家庭2000年为37.9%，到2010年达到45.6%，即农村老年人身边无子女的现象已经接近半数家庭。城市中养老院一床难求，可是农村敬老院大量的床位却在闲置浪费。笔者曾与新华社记者到山东某县进行社会调查发现，由于老人的孩子都在上海打工，但老人没有人管。“只好在家里等死”，面对记者的提问，受访的老人伤心地说。
关于留守儿童问题，2013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报道了这样一组数据：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为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为4000多万人。随着农村父母离乡进城打工、经商人数增多，留守儿童的人数还在不断增加。这些留守儿童正处在人生发展的关键阶段，但由于失去父母的庇护，他们的身心成长，学习生活面临着失管、失教和失衡。由于父母长年不在家，农民工与孩子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除了得不到父母的悉心照料外，农村留守儿童还面临其他更为严重的问题：他们可能染上酗酒等不良嗜好，产生轻生念头，出现学习障碍和心理问题等等。因打工造成的农民留守儿童问题，如今变成了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关乎到下一代是否能够健康成长的问题。
第三，农民工无法融进城市。农民工是被城市和农村边缘化的人群。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中国农民工普遍感觉到社会不公平，当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时主要是采取消极逃避行为。农民个体的基本信念、心理预期、社会比较和归因倾向等因素严重影响了农民工的公平感知。
一份针对安徽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显示，80%的人已基本不会干农活了。“不会种地，回到农村对我来说已不现实”，“我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多年，有了很深的感情，但城市商品房太贵，想要扎根下来同样不现实”……新生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距离近了，但离乡土的距离却远了。农民工摇摆于城市和农村之间，何处是安居乐土，何处是精神家园？。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打工网和民意中国网，对10365名实名注册农民工用户进行调查显示，60.2%的受访打工者期待未来十年成为新市民。在他们眼中，成为新市民的三大标准是：同工同酬，享受城市福利，有城市住房。但要实现这样的愿望，何谈容易，估计得有两三代农民工要做出牺牲。
第四，农民工要承担被拖欠工资乃至烂账的风险。辛苦了一年，工资可能很难要回来，有些被无限期拖欠。农民工在城市里打工，一般没有合同概念，多由包工头代管理。然而，当经济不景气，上面拖欠工程款的时候，包工头就扣押农民工应得的收入；甚至一些恶劣的包工头，找各种理由不还工钱；一些实行计件工资的单位，则通过提高定额标准，或降低计件单价等手段变相克扣农民工工资。更为严重的是，在东南沿海个别地区的部分私营企业，企业主将农民工工资据为己有，并携款潜逃。一些企业每月扣留员工20-30%的工资作为“风险抵押金”，要求工作满3年且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否则全部扣除。实际上，多数农民工都拿不回“抵押金”，企业主会想尽办法迫使他们“主动”提前离厂。
2007年初，全国拖欠民工工资已高达1000多亿，其中建筑企业拖欠工资的比例高达72.2%，仅有6%的民工能按月领取工资。2006年，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专家完成的《农民工工资和劳动保护问题》调研报告显示：一些行业存在比较严重的变相克扣和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少数企业欠薪逃匿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多数农民工经常加班加点工作，工资却不能正常足额领取；农民工工资增长缓慢，工资水平普遍偏低。
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一度引起共和国总理的重视。2003年10月的一天，时任总理温家宝来到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立新社区视察，村民熊德明鼓起勇气，向总理说了句心里话“丈夫打工被拖欠了2000多元工资”。 此事引起了温总理的重视，指示有关单位替农民工讨薪。总理的话谁敢不重视？一时，帮熊德明讨薪的“电话都打爆了”，每天都有人托她帮忙讨薪，上海、深圳等远的就打电话，近的就登门拜访，农民得到了他们应得到的拖欠工资。共和国总理代农民工讨薪，这一做法得到媒体的热捧，从另外角度来看也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不要以为由共和国总理出面，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由此得到解决，其实不然。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直到最近还依然存在，并有升级的趋势。2013年1月22日，司法部发布《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年一度”的治理欠薪攻坚战拉开了大幕。各地行政、司法部门加大了清欠农民工工资的力度。最高人民法院则亮出“闪电拳”：次日开始正式施行，其中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定罪量刑标准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
其实，中央从来没有放松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治理力度。2003年，温家宝总理亲自为农民工讨薪；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并提出治理农民工工资拖欠的诸项措施。同年12月，最高法院紧急通知要求限期执结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案件；2010年2月，针对因欠薪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切实解决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紧急通知》正式发布；2011年2月，“恶意欠薪”正式入刑。历次追讨农民工欠款，连司法机关都出动了，可见问题之严重。而那些弱势的农民工要讨回他们应得的工资，只有看各级老板的心情了。“现在都快过年了，中央一直报道要保证农民工工资问题，可到地方咋这么慢呢？我们怎样才能拿到工资呢？” 一位讨薪农民工在网络留言中写道。
第五，农民工付出了健康乃至生命代价。“开胸验肺”是中国农民工因劳动保护问题引发的轰动全国的事件。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2007年10月，河南新密市人张海超被多家医院诊断出患有“尘肺”，但由于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用”。而由于原单位拒开证明，他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最终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方式进行验肺，为自己证明。这个事件被媒体戏称 “开胸验肺事件”。2009年8月，河南省卫生厅通报批评诊断出张海超“尘肺合并感染”的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并对其立案调查。通报称，郑大一附院在不具有职业病诊断资格的情况下，进行职业病诊断，违反了《职业病防治法》。此举更引起网络舆论热潮。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主流媒体发表文章，称问责“开胸验肺”无助“制度尊严”，惩罚开胸验肺的医院是自取其辱。这个事件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农民工在恶劣环境下工作，即使患了严重的疾病，也得不到补偿，甚至连受害症状都得不到承认。
因劳动环境恶劣，加上食物、饮水、空气等方面的原因，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民人群患恶性疾病的概率增加了。2008年4月，由卫生部组织的中国居民死亡原因调查发现，我国城乡居民的肿瘤发病死亡构成正在发生变化，部分恶性肿瘤死亡率出现明显下降，肿瘤构成日益趋向发达国家的肿瘤死亡模式。与环境恶化、生活方式有关的肺癌、肝癌、结直肠癌、乳腺癌、膀胱癌死亡率及其构成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肺癌和乳腺癌上升幅度最大，过去30年分别上升了465%和96%。我国城乡居民死亡率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从调查地区死亡率来看，城乡之间的差异明显，农村高于城市19%，不同区域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中、西部城市分别高于东部城市22%和25%；中、西部农村分别高于东部农村13%和15%。在这一组沉痛的死亡数据中，农民再次成为弱势群体。
（三）“三农问题”的由来
“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2000年初，当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时任总理朱镕基写信提出这句话的时候，“三农”这个字眼经过媒体传播，开始让久居在城市的人群知道了为他们提供食物和城市廉价劳动力的农民，竟然面临着生存危机。
其实，“三农问题”第一次见诸理论界，是1987年前后。它的提出人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教授。尽管现在我们有幸看到， “三农”问题已经得到广泛共识，但当年“三农”问题的提出，是需要有超人的胆略和勇气的。温铁军教授是理论界第一个向僵化农业理论体系提出挑战的人，由于他的大胆质疑和不懈追求，一种新的理论出现了。
温铁军先生从事农村调研工作多年，著述颇丰。他在多年的调查研究中意识到，无论是通过革命，例如解放前的三次“土地革命战争”，还是通过改良，例如“大包干”或“股份合作制”，农村最终形成的基本制度，必然要取决于我国这个人多地少、农民人口占多数的国家的某种“内生性变量”。换言之，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模式，既不可能是外生变量决定的，也不可能移植外国的，对于我国农村问题的认识，不能生搬硬套外来的理论。
早在1986年，当时中央和国务院的农业与农村经济政策的主管部门就讨论过，是否有必要在“大包干”全面推开之后。一些农村政策制定者，适时提出了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政策内容。那时，讨论这个问题的背景有两个：
其一是由于1984年粮食大丰收形成“卖粮难”压力下进行的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又在1985年接踵而至的粮食产量下降压力下进退两难，由此导致“第二步”农村改革内容产生分歧。
其二，农村政策部门经常以大包干所创造的农产品产量增长为自豪，忽视了包产到户所解决的问题，远不如它引发出的问题更多的现实。1986年，学界开展了在“国民经济成长新阶段”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如何进行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讨论，亦即“后包（后包产到户的简称）”问题的讨论（参见杜鹰、温铁军等主编《认识与实践的对话》一书中的“开篇”，中国农业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在这种背景下，曾经在我国农村改革中起重大推动作用的“中共中央1号文件”到1986年为止共发布了五个，此后则不再发布。
1987年，中共中央5号文件系统阐述了今后农业和农村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思路，强调了在全国有选择地建立涵盖农村改革与发展的主要内容的“改革试验区”，有目的地进行分类指导、分区突破、弱化改革风险的政策性试验。这种把自然科学的对比试验方法应用于我国农村改革实践的做法，最初是由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安徽阜阳地区蹲点调查时，于1986年搞起来的。参与“改革试验区”调查的专家队伍，由杜润生为主，以段应碧、周其仁、陈锡文、杜鹰、卢迈等为首的一批中青年知识分子组成。
实际上，“三农”问题早已经是关心中国建设发展的人们“重中之重”的话题了，许多人言必称“三农”，有人开玩笑地说，似乎所有的人都在谈“三农”，除了农民以外。 那么，究竟什么是“三农”问题，中国为什么有“三农”问题，究竟应该怎样解决三农问题呢？
中国人口绝大多数是农民，农民居住在农村，主要从事农业，这是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为人们所了解和重视的基本国情，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人们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着手。但是，“三农”问题成为一个特定的理论研究对象，还是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事情。
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村实行农业合作化以后，通过建立城乡二元体制，中国现代化开始走上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这一道路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农村(主要是农业)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基本的资金积累，而农村自身则基本置身于现代化建设之外。然而，由于人民公社制度只有利于城市以国家的名义索取农民，而农民长期无法摆脱贫困，更谈不上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市场有效需求的拉动。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进行农村体制改革，由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代替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农民的财产权利和身份自由，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从而为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条件，实现了起始于80年代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飞。
但是，由于农村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仍然是以城乡二元结构为前提，实际上只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一种实现形式，加上其自身的小生产的特性，大约从1985年起，中国农业再次出现徘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城市工业品市场出现萎缩，以致于城市建设和改革失去了市场的应有支撑。
上世纪80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在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依据中国的特有国情，把农村问题分析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分别进行研究，形成了“三农”问题理论框架。1991年11月29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第一次将农业、农村和农民并列起来提出问题，表明中共中央汲收了这个理论框架。199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发表题为《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讲话，更加明确地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一个特定的提法提出来了。自此以后，“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特定的流行语，一个政治概念，也是学术概念。
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 “三农”作为一个概念由经济学家温铁军教授最早提出，自此渐渐被媒体和官方广泛引用；2000年初，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写信提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以及出版《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反响。2001年，“三农”问题的提法写入文件，正式成为大陆理论界和官方决策层引用的术语；中共中央于2003年正式将“三农”问题写入工作报告。2004年7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指出，要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在随后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也强调了这一提法，至此，“三农”提法被决策层正式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