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乡村问题的由来
本文节选自《乡村振兴：选择与实践》，蒋高明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9
第一节中国古代乡村制度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中国乡村治理始终是个奇迹。人类从原始社会走来，由原始的狩猎文明到农耕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由原来的合作到私有财产出现，直到出现目前高度专业化、市场化分工的工业化社会，商业巨头控制了人类的基本命运。工业化过程对乡村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乃至决定了乡村命运。在传统乡村中，人类从事食物生产，男耕女织解决了食和衣这两个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在这个模式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元，而村中不同的家庭之间最初大多有共同的祖先，存在着血缘关系。最早的一家人或逃荒、或躲避战争、或垦荒、或讨饭定居在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顽强地生存下来。以后随着通婚，不断繁衍后代。由同姓组成的村庄占据了中国乡村的绝大多数。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的乡村制度是放大了的家庭单元，是家族治理，或几个家族共同推选出来的有德高望重的乡绅治理。当然，这种推选即使在同宗之间也是斗与和的结果。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远在夏商周（公元前2070-前1600年）时，就出现了乡里制度雏形。商周二代就有“里正”、“族尹”等官名。早期的乡里制度，在区划上为“六乡六遂”。六乡是指比、闾、族、党、州、乡；六遂是指邻、里、酂、鄙、县、遂。乡设于“国”，分布在西周国都地区；遂设于“野”，即国都以外的地区。据《周礼》记载，国中“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野中“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六乡分别设置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职；六遂则设有邻长、里宰、酂长、鄙师、县正、遂大夫等职。在长达470年的夏商周时期，乡、党、邻、里是四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乡里制度继续保留下来，并且出现了新的聚落形式——邑，乡、党、邻、里也开始各有专名。此时县下有乡、乡下有里已成定制，乡里成为基层行政组织。秦汉时期实行郡县制，朝廷命官至郡县而止，其乡里制度则逐步成熟。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7年）统一六国后，将全国划分为36郡，郡下设县，县下置乡、亭、里为基层政权组织。魏晋（220年—420年）和南北朝（公元220年到公元589年）主要是沿袭汉制，实行乡、亭、里制。
隋朝（581年－618年）建立伊始，其乡村治理制度是族、闾、保三级制。《隋书·食货志》载：“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较之前朝旧制，保一级为新设的最基层的组织，取消了乡一级，并改坊为里。至公元589年即隋文帝开皇九年，隋文帝颁布诏令，“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里为里，长一人”。这样，族、闾、保三级制又被改为乡、里两级制，乡制得以恢复。
唐代（618年—907年）实行的是乡、里、村三级制。以里正为主、村正为其辅.。《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文献的记载表明，唐代武德时期即已通过颁布正式律令的形式规定：“百户为里，五里为乡。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为邻，五邻为保。保有长，以相禁约。”村设置范围是“在田野者为村”，村为城市之外的聚落之处，无家户数的限制。我国正式设立“村”这个行政单位始于唐贞观十五年（641），之前，村是聚落区（草原上的嘎查，以饮水点为聚落区，相当于农耕区的村）。村作为最基本的行政区，村正即是村的管理人员。
宋元时期（960-1368年），中国人口首次突破了1亿人，南方接近超过北方。在南方乡村，出现了“都”、“图”组织单位。“都”发端于北宋保甲制度，“图”在南宋已有萌芽。“都”“图”成为黄册里甲制度的编制单位，隶属于乡。
明清(1368—1840年)以来，中国乡村大概保留上面的制度。即使解放初期，还有乡村浓郁的味道，如邻里关系基本和睦，平时打架不说话的邻居，但火灾出现时也会去救，不惜一切代价；土匪来攻击，强壮男丁一起上，保卫乡村最基本的地盘。小说《水浒传》的《三打祝家庄》就是祝家庄村民自组织的武装力量，对抗梁山外敌入侵的典型例子。在山东一带农村，至今还可以看到当年保留的土围子，那是防护用的城墙。
总之，中国农村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以自治为主的，邻里基本和睦，有事相帮。新中国成立（1949）以后有高度的组织化，成立了人民公社，村这一级改为大队，下分生产小队，再分为生产小组，有些军事化管理的味道。改革开放以后（1978），人民公社取消改为乡镇，大队恢复为村。本书探讨的乡村振兴即以乡村为主，部分涉及到乡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