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等10个省市率先启动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同时宣布，与绿色GDP相对应，我国有望在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加入环保因素。这是个很令人鼓舞的消息。笔者听到这个消息，第一时间撰文，为这个绿色GDP叫好。
2003年11月，当笔者从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那里听到绿色GDP的概念时，还深深怀疑这个理念的可操作性，因为毕竟当时社会上到处都在宣传“发展是硬道理”。时隔仅一年三个月，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即现在的环保部)开始在全国开展绿色GDP核算试点工作，这说明我国在走“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和营造和谐社会氛围上，前进了一大步。当时，我隐约感觉到，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冲突的时候，“环境保护再也不是软道理了”。
我曾经乐观地认为，绿色GDP的实施，将预示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由浮躁走向成熟。在理论上，西人所走过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弯路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在经济发展这一主流下，环境成本在许多场合下被“忽略不计”了。虽然，环保部门也在收罚款，但是所收到的费用比起来治理污染的费用来讲真是“凤毛麟角”；且在很多场合下，污染企业交完罚款又心安理得地继续排放了，而环保部门也多“睁只眼、闭只眼”，遭殃的是普通大众。污染物是水泊梁山上的“地煞星”，不让它们出工厂是有办法的，关键的是成本问题；而一旦释放到环境中再治理，其费用要高出几十倍至百倍。企业之所以选择交少量罚款不愿意治理，是因为治理是国家的事情，他们认为交了罚款就等于购买了排放污染物的“准排证”。实际上，这样做已将治理的难度大大地提高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GDP增长了，而环境却污染了”的根本道理。现在，如果国家提倡绿色GDP，且上升到合法的地位，那些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自然失去了发展的市场。西方发达国家将环境保护列在重要的地位，宁愿经济发展慢些，也要为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绿色GDP考核领导政绩“功莫大焉”。目前，中国的东部经济发展很快，西部被迫追赶，但由于人才、交通与基础条件的限制，西部不可能赶上东部。中国1000个著名制造业的89%在东部，而西部仅占11%；仅一个江苏省（13.7%）就超过了西部十几个省的总和。因此，西部无论怎样追赶，经济的不平衡这条鸿沟是很难逾越的。在实际推动自然环境保护工作中，那些西部落后地区的领导总以要发展GDP、解决行政人员的的吃饭问题为理由推辞下去。在经济落后的一些乡镇领导那里，贫穷是他们最怕的，一旦有人来投资建企业，不管污染与否，都兴奋地投入十二分的精力去推动，甚至在公开场合下宣布“谁污染得多我就支持谁”。这样发展下去是异常危险的，如果今后将绿色GDP考核这些领导，那么他们就可能将工作的重点用于环境保护，否则就会丢掉“乌纱帽”。
我们曾幻想过，绿色GDP可使我国的生态环境改善得到一缕阳光。过去十几年中，我们的GDP以8-15%的速度在增加，这个速度是令全世界人感到震惊的。但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西部的土壤在减少，东部的污染在增加，黄河经常断流，长江将变黄河；每年国家用于环境治理的费用高达数千亿。我们的领导今后应坚信这样的理念：将自己所管辖的地盘保护好、建设好就是对国家做了重大贡献。一是可以节省下来巨额的治理费用，二可通过其优美的生态环境吸引远来的观光客；三可为子孙后代保留下完美的生态系统。绿色GDP，从理论上到实际操作上，都对举步维艰的环境保护工作增加推动力。我们有理由预见，在不远的将来，我国城乡生态环境，将因扭转了过去那种一味强调GDP而逐步得到改善。如果绿色GDP能够实施，这当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消息啊。
二、绿色GDP 未老先衰
人们对绿色GDP的期望很快就破灭了。2007年07月25日，新华网发表记者舒圣祥这样的消息：从2007年初起媒体就在等待的“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将被无限期推迟发布。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绿色GDP是媒体、社会为了简明而用的一个名词，真正的绿色GDP核算制度目前并不存在。国际上现在还没有这个意义上的GDP核算标准，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采取这样的核算方式，所以中国还不能够公布所谓绿色GDP核算的数据或者真正进行价值量的核算。国家统计局的三言两语，就将环保部的绿色GDP设想给否定了。
然而，上述调子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就在2006年9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还联合公布“2004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该报告指出，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当时两部门都表示，正在研究的2005年的数据会很快向公众发布。课题组成员也透露，2005年度绿色GDP核算报告已经完成，当年环境污染损失要高于2004年，报告并附有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污染损失GDP扣减情况，这份统计表是绿色GDP核算的“最大突破点”。遗憾的是，直到今天，这份早已完成的报告却依然紧锁在抽屉里。
2005年度的绿色GDP核算报告，在官员口中从“春节后发布”到“两会后发布”，再到“搁浅”“不能够公布”，如此一波三折，不难想象其间充满的各种激烈的利益博弈。不论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巨大分歧，还是地方政府的政绩敏感（个别试点省市甚至正式发函要求不公布核算结果），抑或利益集团的拼力阻挠，最终的结果指向只有一个：环境污染损失被“包庇”，公众知情权被漠视。
以绿色GDP没有“国际惯例”来否定绿色GDP，而且是在已经公布过一次之后再来否定，显然缺乏说服力。任何一种研究也不可能一出生就十分完备，相反，它必须勇敢地接受实践和公众的检验。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不在于绿色GDP数字的科学性，而在于相关部门究竟有没有冲破利益集团阻挠让公众知道真相的决心和魄力，究竟愿不愿意以大胆揭露问题的方式来落实科学发展观。
“绿色GDP”的夭折是有深层次原因的：环保部门与统计部门如何体制化合作、绿色GDP如何刚性地与人事制度挂钩、如何通过提升官员道德与调整法律机制遏制地方官员的政绩冲动与GDP崇拜等等。也许正是因为在核算绿色GDP之前，我们这些“账单”就没有算清楚，所以才导致算清楚了的数字也得“无限期推迟”。于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用带血的GDP，或者黑色GDP来考量我们的经济发展，中国环境保护形式依然异常严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