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载《中国生态六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北京，2016
在人类进化史上，环境污染成为“事件”是近100年来的事。确切地讲，工业革命使得人类有了挑战大自然的资本，从生态平衡被大规模打乱的那天起，环境污染就出现了。然而，300多年前从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毕竟局限在少数发达国家，对地球生态系统的影响是局部的，相对较轻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人类无限制地向大自然索取，并不断向自然界排放大量有害物质，农药就是之一，它不仅杀死了人类以外的很多生命，还直接影响了人类本身。
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的名著《寂静的春天》，描述的是环境的恶化使人类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一个死寂的春天。造成这种结果的元凶是农药DDT，但讽刺的是，DDT竟然是诺贝尔获奖成果。DDT有很强的毒效，尤其适用于灭杀传播疟疾的蚊子。但是，它消灭了蚊子和其他“害虫”的同时，也杀灭了益虫。而且由于DDT会积累于昆虫体内，当这些昆虫成为其他动物的食物后，那些动物，尤其是鱼类、鸟类，则会中毒死亡。
20世纪30到60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也是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期。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英国伦敦烟雾、比利时列日市光化学烟雾、日本“痛痛病”“水俣病”等严重污染事件都发生在这段时期。虽然不断有人因环境污染而失去了健康和生命，但大多数人却很少把生命健康与环境恶化联系起来。
翻阅上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当时主流的口号是“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卡森之前，几乎没有人怀疑这些口号的正确性。卡森用大量的事实，向人们讲述了这样的道理，生态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自然物种的消失也将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如今，地球面临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全球变暖、臭氧层消失，无不证明了卡森做出的悲剧预言的正确性。卡森的呐喊，唤醒了公众，环境保护从此深得人心。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DDT；同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由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近些年来，《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约》《臭氧层保护公约》《气候变化框架条约》等国际公约不断出现，各国政府都积极开展了环境保护的具体行动。
我读研究生时，所在的研究组为“环保组”，是国内最早成立的环境保护的课题组之一。那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听说过什么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教材几乎都是翻译西方的。遗憾的是，几十年来我们盲目学西方，尤其是忽视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负面作用，从而酿成了环境污染的诸多悲剧。
仅农药的使用一项，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害。人类与“害虫”抗争了近一个世纪，但是人类并没有控制住“害虫”。人类一直坚持灭杀“害虫”这条错误路线，甚至越走越远，当年西方犯的这个错误中国正在犯。
溴酸钾、硝基呋喃代谢物、敌敌畏、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锡、草甘膦、除虫脲、代森锰锌、滴滴涕、敌百虫、毒死蜱、对硫磷、多菌灵、二嗪磷、氟氰戊菊酯、甲拌磷、甲萘威、甲霜灵、抗蚜威、克菌丹、乐果、氟氯氢菊酯、氯菊酯、氰戊菊酯、炔蟎特、噻蟎酮、三唑锡、杀螟硫磷……
如上所列仅是我们食物中所含农药的一小部分，如果不是专业人士，相信普通民众对它们是非常陌生的。很多化学名词是“吃”出来的，是媒体曝光了食物遭受污染后，我们才认识了人造化学物质的名字。倒推四十年，中国人接触的农药种类只有六六六、敌敌畏等几种，且很少在食物链中使用。现在国家明文规定的，食物中不能超标使用的农药就高达3650项！其中鲜食农产品高达2495项。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2495项就是我们食物中可能会遇到的。如果打印出这个清单来，需要几十页A4纸。目前人类到底使用了多少种农药？恐怕没有人说得清楚，因为化学合成的新农药越来越多，光农业部每年新登记的农药就达千种。
目前，我国每年农药使用面积达1.8亿公顷次。半个世纪以来，使用的六六六农药就达400万吨、DDT 50多万吨，受污染的农田1330万公顷。农田耕作层中六六六、DDT的含量分别为0.72PPm和 0.42 ppm；土壤中累积的DDT总量约为8万吨。我国每年农药用量337万吨，分摊到13亿人身上，就是每个人2.59公斤！这些农药到哪里去？除了非常少的一部分(<10%)发挥了杀虫的作用外，大部分进入了生态环境。
更槽糕的是，农药不仅仅在农田里使用，森林、草原、荒漠、湿地也在用，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居民小区里，也有农药的身影。如果蕾切尔·卡森活到今天，她看到人类如此大范围内使用如此众多的农药，那么，她的《寂静的春天》恐怕要改成《死亡的春天》。
农药对人体的伤害，以中国农民最重。若按年龄说，则以妇女和老人最重。发达国家喷施农药用飞机或大型拖拉机，而中国却用原始的肩背式喷雾器，喷出来就是毒。农药有机溶剂和部分农药漂浮在空气中，污染大气，吸入人体有可能致病或致癌；农田被雨水冲刷，农药则进入江河，进而污染海洋。这样，农药就由气流和水流带到世界各地，残留土壤中的农药则可通过渗透作用到达地层深处，从而污染地下水。
大范围、高浓度、高强度地使用杀虫剂，虽暂时控制了虫害，却也误伤了许多“害虫”的天敌，破坏了自然生态平衡，使过去未构成严重危害的病虫害大量发生，如红蜘蛛、介壳虫、叶蝉及各种土传病害。此外，农药也可以直接造成“害虫”迅速繁殖。上世纪80年代后期，南方农田使用甲胺磷、三唑磷治稻飞虱，结果刺激稻飞虱产卵量增加50%以上，用药7～10天即引起稻飞虱再度猖獗。农药造成的恶性循环，不仅使害虫防治成本增高，更严重的是造成人畜中毒事故增加。
“人虫大战”并没有挫伤所谓“害虫”的锐气，“害虫”在人类发明的各种农药的磨练下，反而越战越勇。在农村，农民最切身的体会就是，他们打了那么多的农药，虫子照样泛滥。药越用越毒，虫越治越多。虫子多了必然要再花钱买农药，这就给农药生产和销售企业带来了滚滚利润。
针对“害虫”，我们换个思路治理会怎样？即不采取对抗的办法，不用农药，而是恢复生态平衡，“害虫”数量会增加吗？自2007年起，我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租用40亩耕地，在山东省平邑县建立了弘毅生态农场，开展生态农业试验示范研究。我们全面停止使用农药、除草剂、化肥、农膜、添加剂，不使用转基因技术，验证生态学在维持农业产量、提高经济效益中的作用。短短3个年头，生态学的强大威力就显现了出来。由于采取严格的农田生态保护措施，农场的生物多样性大幅度提高：燕子、蜻蜓、青蛙、蚯蚓等小动物都回来了；那里的蔬菜、水果再不用担心受到昆虫危害；黄瓜、西红柿、芹菜、茄子、大葱等蔬菜接近常规产量；过去严重影响玉米成苗的地老虎成虫已被脉冲诱虫灯制服了，以前最多的时候，每只灯每晚可捕获各种“害虫”达9斤，目前每晚捕获不到30克。一滴农药不用，“害虫”反而不产生危害了。
昆虫有时间上的生态位差，但被抓的多为夜间活动的“害虫”，而益虫，尤其鸟类晚上很少活动，所以没有被伤害。“害虫”还在，这个物种并没有消灭，它们还有吃有喝，但形成大种群就不可能了。生态平衡建立起来后，益虫益鸟多了，害虫想成灾都没有了机会；没有农药、除草剂，燕子、麻雀、蜻蜓、青蛙、蟾蜍、蛇、刺猬都回来了，它们也要吃东西，“害虫”就是它们的美味佳肴。多样性的作物混种增加了抗虫害等风险的能力，多样性的生物群落是稳定的。在生态农场，除了种植小麦、玉米、蔬菜，还有莲藕、大豆、花生、芝麻，如此多的作物种在一起，虫子都不知道去吃那一种，加上它们自投罗网，各种天敌守候，在真正的有机农场里，虫害是比较容易控制的。
有人说，将杀虫的基因转到庄稼里让庄稼自己生产“农药”不是更好吗？这恰恰又打乱了生态平衡，是按下葫芦起了瓢。虫子不吃你转抗虫基因的庄稼会吃别的，它们并没有被除根。而且那么多种虫子，基因又具有特异性，一种基因只能防一种害虫，得转多少基因才能防住所有的种类的害虫？为什么不利用现成的物种呢？自然界为我们准备了成千上万种害虫的天敌，这些物种会携带多少亿个基因？转基因除虫技术实际上是抱薪救火。事实上，使用转基因后不但要继续打农药，还要用专用农药，专用化肥，专用除草剂，这“三专”再加上转基因专利这“一专”，四座大山压榨之下，生产成本大大增加，农民还指望过上好日子吗？
由于生态农业人人可以掌握，除人工外，几乎不需要其他物质性投入，农药贩子和转基因鼓吹者们，都不愿意看到用生态平衡的办法解决他们认为的虫害“大问题”。当我们推广低成本的生态农业模式时，遭到了疯狂的围攻，甚至很多搞农学的同行和学者认为我们砸了他们的饭碗，因为如果采取生态种植模式，他们将拿不到转基因科研经费。当年卡森的呼吁，也遭到了利益集团（主要是农药商）及其收买的无良专家、媒体的恶毒攻击，她在人们的咒骂声中离开人世。所幸的是，她留给了人类丰厚的环保遗产。
卡森的冒死呐喊，激发了波澜壮阔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最终促进了重大的环境法律变革，这对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我国有很大借鉴意义。春天是生命活力最旺盛的季节，不应该寂静。作为地球村的一员，中国人民同样有权呼吸新鲜空气，喝上清洁的水，吃上放心健康的食品。
有人说农药是双刃剑，虽然破坏了生态平衡，但也起到了杀灭害虫的目的，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农药根本无法杀灭所谓害虫，其作用在哪里？我们不拒绝在极端的时间和环境里有限使用农药，但是像当前这种大规模地、无限制地、疯狂地将农药撒向我们的农田和食物，而且负面影响已经危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我们自身的健康时，确实应该引起反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