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区，顾名思义是指自然的地方，是人类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给野生生物留出来的地盘。但是，现实问题是，人类已经将野生生我的地盘侵占了，如果再让那些“生于斯、长于斯”农牧民给野生生物腾出位置，显然是很困难的。自然保护是国家的事情，当地人要生存是他们的事情，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暴露了保护与发展之间的尖锐矛盾。在中国，没有人居住的自然保护区几乎不存在，这无疑为保护工作带来诸多问题。
四川省卧龙自然保护区是国际著名的一保护大熊猫为主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国际生物圈保护区，但在其核心区，却居住着几千名当地居民。中央和地方政府几次想把他们迁走，但都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当地居民常说：“我们靠山、养山、吃山，山林就是我们的命根子。现在让我们迁走，叫我们吃什么？”。农民的话也不无道理，这是因为当地农民在先，保护区建立在后，而且，划分保护区的核心区时，又很少经过当地居民的认可，是领导替他们决策的。这样，当地百姓对自然保护区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
安徽省清凉峰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巨大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库，有130多种动物，属于国家级保护动物的有13种，1400多种植物中属于国家保护的有30多种。然而，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保护区内的居民毫无意义，村民守着如此丰富的资源，却很难摆脱一个“穷”字。他们的贫穷，与他们身处保护区有着直接关系。因为梅花鹿、苏门羚等野生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保护区不允许当地农民在庄稼地里喷洒农药，防止农药散播到野生动物吃的野草上，致使野生动物中毒。而这一限制本身就减少了农作物的产量。
历史上的清凉峰附近是远近闻名的玉米产地，这里产的玉米甜嫩爽口，深得四方人士喜欢，可是划为保护区后，当地百姓自己也吃不上这样好的玉米了。罪魁祸首就是受保护的野猪。野猪是杂食动物，生命力旺盛，繁殖速度仅次于老鼠。对于保护区内的农民来说，大批的野猪就是大批的害兽。野猪成群结队地祸害庄稼，根本不怕人。农民们眼睁睁的看着野猪把他们用血汗换来的丰硕果实毁掉，既不能用枪打，又不能下套抓。山芋、稻米、小麦、竹笋、油菜以及各种优质水果，在当地遭到与玉米一样的命运也是见怪不怪的事情。
素有“鸟类天堂”之称的豫北黄河故道湿地鸟类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黄河以北暖温带内陆平原人口稠密区唯一的国家级湿地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有各种鸟类130余种，其中有丹顶鹤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7种，天鹅、灰鹤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27种。此外，保护区内还有丰富的兽类资源、水生昆虫资源、两栖爬行动物资源、鱼类资源、植物资源及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乱砍乱伐、利益冲突等各种原因，使自然保护区遭到严重破坏，所呈现出的惨烈景象是沙丘被挖、植物被大量损害、大面积的芦苇被烧毁，一些鸟类被迫退缩到湿地核心区一片仅存的芦苇荡中。流经保护区的大沙河已被严重污染，过去常在河中嬉戏觅食的各种鸟类早已不见踪影。
保护与发展，谁来化解这对矛盾呢？十几年前，笔者就和国内外的自然保护区的专家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也想过高生态旅游，或者利用本地资源发展一些低破坏的生产经营活动，但目前看来，除了九寨沟等个别保护区通过旅游致富外，大部分自然保护区建立后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少。
即使名义上的生态旅游，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搞成了大众旅游，且受益的群体(如餐饮、旅店、商店、交通、修理产业)多为保护区外的人，因为保护区内部的农牧民缺少经营头脑，这又引起了另外的矛盾，即外来人群(包括保护区的管理者)与当地居民的矛盾。当地人抗议，外来人群利用他们保护好的地盘来赚钱，而当地人只有出苦力的份儿。要科学解决这个矛盾，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尤其国家管理基金能够落实到当地居民头上是最关键的。
